四川一15岁少年失踪，父母申报死亡获赔30万，11年后孩子突然归来

2005年春节后，四川巴中的杨青森夫妇发现儿子杨云又失踪了，为什么说又，因为在此之前杨云已经“失踪”过两次了。杨云是杨青森夫妇的小儿子，因为他不爱念书，所以杨青森夫妇便将他送到了巴中市的一所电子技术教育学校，想让他学一门技术，以后起码可以到电子厂里混口饭吃。

但杨云却对此不太感兴趣，学校两次安排他到电子厂实习，他都悄悄跑了出去，父母还以为他是失踪了，于是联系到学校四处找他，但就在学校和父母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又自己跑回了电子厂。

因此这一次失踪之后，父母也没太在意，认为杨云只是像前两次一样闹脾气跑出去了，过不了多久肯定会回来的，但这一次他们却想错了，一连好几个月，杨云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于是杨青森夫妇连忙去派出所报了警。

但警方用尽全力寻找也没能发现杨云的任何踪迹，五年之后，杨青森夫妇只能放弃，2010年时，杨青森夫妇向法院申请宣告杨云死亡。所谓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离开住所，下落不明达到一定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杨云已经失踪五年之久，而且没有任何音讯，因此法院通过了杨青森夫妇的申请，正式宣告杨云死亡，但这不代表杨云就是真的死了，只是在法律上，杨云已经死亡，如果他有一天能够回来，他也是可以撤销死亡宣告的。

之所以会有宣告死亡这一规定，是为了解决失踪人的整个民事法律关系的状态问题，既然杨云失踪，那么安排他去电子厂实习的学校自然就需要承担责任，但杨云如今生死不明，法院也无法对此案作出判决，也就是说，杨云一天没有被找到，他的家人就一天得不到应得的赔偿。

因此杨青森夫妇选择申请宣告杨云死亡，之后他们便将电子技术教育学校的校长邱文茂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赔偿因杨云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三十余万元，最后法院判处杨青森夫妇胜诉。但邱文茂却在判决后就跑路了，就连警方也找不到他在哪里。

因此赔偿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妻子杨菊珍身上，最后法院查封了杨菊珍名下的部分财产进行拍卖，杨青森夫妇才拿到了这笔赔偿。这场纠纷看起来是尘埃落定了，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结束。

2016年的一天，杨菊珍偶然间听一个熟人说杨云回来了，当时杨菊珍还有些不信，法院都宣告他死亡了，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回来嘛，但熟人却说千真万确，于是杨菊珍就打算去杨云家看看。

结果她就从杨云的爷爷奶奶口中得知，杨云是真的回来了，于是她又联系到杨云的哥哥杨雷，希望能与杨云见一面，杨雷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但迟迟没有行动。正好这时杨青森去世了，于是杨菊珍就打算去杨青森的葬礼上看看，如果杨云回来了，父亲的葬礼他总要在场吧。

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杨云并没有现身，最后杨菊珍也只能向警方求助，而在警方这里，杨菊珍才真正确定杨云是真的回来了，他不光回来了，而且还重新上了户，并撤销了当年的死亡宣告。

确定杨云回来了之后，杨菊珍便认为自己当初赔偿的那30万也就应该拿回来，于是她便向法院起诉了杨云的母亲廖庆华。那么杨云这11年来究竟去了哪里？据杨云所说，2005年时，他第三次出走也是和前几次一样，觉得电子厂太无聊了，本来他也是打算玩几天就回去的。

但他却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就这样，他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传销组织待了几年之后，杨云便申请去治疗口吃，本来他也是想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逃走，但没想到传销头子竟然答应了，还给了他做手术的钱。

而杨云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传销组织竟然把他抛弃了，而当时杨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于是只能先在附近的一些小工厂里打工谋生。后来他在那边渐渐稳定了下来，也攒了一点钱，所以就回来了。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杨云这11年经历了什么，总之他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那么杨菊珍还需不需要承担当初因杨云被宣告死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就成了最主要的问题。

杨菊珍认为，当初是因为杨云被宣告死亡才有了这30万的赔偿金，而如今杨云回来了，那么当初的赔偿金就应当不存在了，所以廖庆华就应当返还这笔赔偿金，还需要赔偿她这么多年来的经济损失。

也就是说，只要杨菊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她就可以拿回这笔赔偿金，其实这也无需证明，现在杨云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算当初他是因为学校安排的实习而失踪，但这也是他的个人行为，

街道发放的蔬菜包，社会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甚至还有华夫饼，都涌进了社区，阳性病人转运了出去，小区还做了全面消杀。

不过年轻的志愿者仍然担心，到手的物资撑不了几天；也有居民觉得，居委的工作做得不那么到位。

华师大二村小区地图及4月16日的疫情概况。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作为380多户居民唯一的居委，小王说这段时间也反思，“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

43岁的居委会人员王伟峰（化名）人称“小王”——相比这个高校职工社区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小区里上百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小王”确实是“小王”。

转运阳性感染者，小区居民就医，发放生活物资……小王联系疾控，上报医疗组、街道，资源紧缺，多数时候只能等待。

感染者转运不出去那几天，居民意见很大，“攻击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小王说自己心态好，静坐一会就好了，实在把他骂得火吊起来了，也会还嘴。

但话说回来，这些特殊需求，对别人可能是小事，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小王能理解。

4月1日，小王（中间穿防护服）组织居民做核酸。

封控后，居民们也在自救：小区里的年轻人，组织了起来，帮不会团购，没有吃的老人抢菜，给他们配送物资；还有很多老人报名做志愿者。

小王记得，之前有个小姑娘一直找他，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1个，隔壁又出现了2个，她吓死了，问为什么不把阳性转走？

小区消杀那天，小姑娘发来信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他感觉温暖。

这是上海疫情下，一个居委人员的故事，也是作为最后一道“承压阀”，居委防疫的样本和困境。

【以下为王伟峰的自述】

老小区里的老人们：“年龄最大的103岁”

去年5月，我被调到普陀区长风三村居委会华师大二村工作。

原本，华师大二村有自己的居委会，前年，两个小区合并，二村居委会并到了长风三村居委会。有居民写信反映后，就把我调过来了，专门负责二村的日常事务，还给我配了个搭档。

刚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习惯，这边不像上海其他小区，没有几弄几号几室这个说法，直接就是几号，一幢房子里比如说20户人家，就是1号到20号。一户里面可能有好几间。

小区房子最早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盖的，一层到六层的都有，没有电梯。住的大部分是华师大职工，老年人多，一些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长寿村”，年龄最大的有103岁，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上百个。他们子女很多在国外或者不住这儿，房子租出去了。

华师大二村有300多户居民，长风三村有1800多户，还有一个区域200多户，都是我们居委管。居委总共9个人，有一个休了半年病假，（居委）书记就让我代管社区残疾人这块的工作。还有一个最近也在休病假，所以只剩7个人了。

三村居委办公地点正在装修，所以暂时挤在我们二村这边。

从那时候开始，我接手整个长风三村居委的医疗救助工作。居民看病买药什么的都找我，我去跟街道的医疗保障组沟通。

3月27号，二村有居民发烧，我上门发抗原试剂，测出来双杠，我第一时间上报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例。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31号才把人转走。转的时候没有通知我，还是居民告诉我的。我急得不得了，赶紧到门卫那边去，门卫说，看到他们被转走了。那时候我很开心，阳转走了，压力就小很多很多。

这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甚至凌晨。

首先是要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组织居民做核酸、发抗原试剂，一做就得半天。

然后，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一些老人必须得关心，不然在家出点什么事，这个责任可就大了。一有空了，我就去溜达溜达，找他们聊天。他们会找我帮忙拿东西，跑腿什么的。

每天事务太多，光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31号，我就在群里招志愿者。

小区之前就有个志愿者团队，十五六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平时帮忙打扫小区卫生，美化环境。

小区志愿者合影。

他们很多都来找我报名。有个69岁的老人是楼组长，老伴是华师大退休职工，她做了几天志愿者后，儿子接替她也开始做志愿者。还有个老人78岁，华师大毕业的，后来在华师大机关工作，老伴是师大老师。他和老伴都报名了。他说我是党员，应该站出来。

“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抗原一下出来5个阳”

4月1号，小区第一次做全员核酸。

原本只有一组采样的医生，做到一半突然来了另一组增援的。他们自己负责的点位做完了，临时加过来。不知道哪个志愿者说了句，到那边去做。一下子队伍分开了，现场支持的（志愿者）力量就不够了，就乱了。

之后我就说，不行，这种情况还是得听我的，其他人不要说话。其实，志愿者里老教师比较多，我不敢把话说得太硬，不管怎么样也得尊重人家。

后几次做的时候，我固定了点位，就做得比较顺利，排队时间不是很长。

像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我们会准备好轮椅，不能自己走，就用轮椅推。小区里还有两个不能走、瘫在床上的，医生上门做。

阳楼的话，一般由医生上门做；阳和密接都被接走了，其他居民就叫到楼下做。

4月1号那次（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3号做抗原自测后，一下出来5个阳性，我都要晕过去了。他们住同一户，总共8个人，都是装修工人。

第二天做核酸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维持秩序，有个居民跑过来说，不得了了，他们（阳性病人）要冲出来了。

我吓得赶紧冲过去看。那几个工人情绪激动，吵着说他们的余粮只够吃一天，快没吃的了。

我说我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计划着点。

那几天，街道发的工作人员盒饭，一有多的我就拿给他们，几乎每天都送。有时自己不吃，也拿给他们。后来又测了一次抗原，变成了7个阳，复核后6个确诊，两三天后被转走了。

我还给了他们几个垃圾袋，让他们把垃圾全都粘牢。

那时候，整个小区都有些慌张。有的居民听说有阳性（病人），逼我说是几栋几号。有的抱怨，（疾控）为什么不来复核，为什么不（把他们）转走，这样会给小区带来多大的影响……

居民在群里发问。

后来小区里又增加了几例，抱怨声更大了：你看现在多了好几个人，这样会怎么怎么样，你们怎么办事的……那话说得很难听的。那时候攻击我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

我只能尽量安抚，我说确实医疗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法走，但是一切在计划安排之中……这种话居民不听的呀，自己说出来也是没力气的。就挺无能为力的，只能上报，天天如此。

这种压力倒也习惯了。做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子，工作压力只是一方面，只要思路比较清晰的话，不是啥大问题，居民（给）的压力才大呢。

说实话，我不可能一点不在乎，所以那时我基本上不看（群消息）了。

有些居民可能不知道，专业消杀来之前，我每天工作完，晚上十点十一点，会用街道配的消毒液，对阳楼从上到下做个消杀。阳性转走之后，疾控的也会消杀。阳楼下的垃圾桶我也会消毒。小区只有一个环卫工人，他有些怕，不敢收走，就等楼彻底解封了，消毒后再处理。

3号出现阳性前，志愿者都穿二级防护，蓝色隔离衣、手套、N95口罩和护目镜。4号我就要求所有志愿者穿成大白那样，三级防护，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志愿者里很多老人，这些老年人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责任还要大呢。

有个志愿者78岁，我说，王老师你不要来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说，我做点小事情，你们做大事情。后来再做核酸的时候，他儿媳主动替他来当志愿者。

我开始招募一些年轻志愿者。到现在总共有50多个志愿者。大家有什么事就在群里说一声。

“公开求助信”前后

最艰难的时候是4月5号以后。

4月1号，街道发过一次物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刚开始的时候，有居民说米没了，我帮忙团过两次大米，每次20包。团来的物资还要发放，都要花精力，我就感觉有点累，忙不过来。之后，我就把团购完全交给年轻人了。

志愿者帮忙发物资。

团购很多都是50、100份起送，我们小区老人多，很多不会操作，数量经常达不到，很难成。有的年轻人会帮忙抢物资，抢到了再分给其他想要的。

说实话，小区里住了些什么样的人，具体有多少户，想要完全了解清楚，真做不到，因为有好多出租户。

老人的情况我基本上掌握。纯独居老人有三个，街道发的盒饭，有时多几盒，我就给他们送去。

一位90岁的老人和保姆一起生活，老人不会团购，想找志愿者帮忙购买这些食物。

四五号的时候，小区里来了一批蔬菜，放在院子里。其中只有一百来份是我们小区的，我当天下午就发给孤寡老人了。剩下三村的那部分，同事忙不过来，没来得及发就开始烂了。有居民拍下来了，问我，还有的连我一起骂。

那次我也火了，我跟书记说，人家没菜吃，这边菜放烂了，在哪里都说不过去。后来，我们帮忙把那些烂掉的挑出来，让他们赶紧发掉。

小区居民拍到的放烂了的菜和水果。

那时候，小区里有个老教授，她女儿陪她住，儿子在浦东，封了很多天，那个情绪你也懂的。他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的妈在这边每天没吃的。当时这个事情闹得有点沸沸扬扬。

其他居民跟我说了之后，我赶紧上门解释。老人的女儿说，（老人）儿子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妈的情况。后来误会解开后，我让他在居民群澄清一下。

10号，小区一个老师在网上发求助信。当时物资确实比较紧缺。

信发出后，我们陆续收到了四五拨物资，有街道发的蔬菜包，也有师大校友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还有华夫饼、鸡蛋等等。

居民发求助信后，街道发放的物资。

13、14号这两天，我每天最头疼的是物资怎么分发。这些捐助的物资，份数不一定按照小区人数来的，比如捐了150袋米，小区有300多户，怎么发？我们就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志愿者一起商量，最后决定，两户分一袋。

还有像蛋糕这种，不够的话，就拿价值差不多的东西代替。居民一般也不会抱怨，不太计较这些。

小区的防护物资一直都不缺，居委可以跟街道申报。像每次组织核酸或者发物资的时候，志愿者最多有三四十人，一天用掉几十套。个人购买的物资，保安每天定时送。有些等不及的，（会）自己跑出来拿。

13号，华师大校友还给我们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包括防护服、手套等。

“我一个男人，去挂了妇科”

封小区后，居民要出去，必须通过我这边。

感冒发烧这种，我建议他们尽量吃药，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阳性（病人）太多了。

有些必须紧急就医的，比如昏迷了、孕妇见红了，如果是没封控的楼，可以自己拨打“120”；封控楼的话，必须闭环转运：居民联系我后，我报给医疗组，医疗组联系“120”，居委开转运单，“120”签字确认后把病人送到指定医院。要去其他医院，得其他医院肯接收。

好多居民不懂，直接就打“120”。之前有个70多岁的阳性老人，烧到40多度，晕厥了。家人打“120”，救护车来了以后，医生问他转运单呢，他家人这才联系我。按理应该医疗组来联系“120”，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就把单子给了他。

结果到医院后，发现医院人满了，没有床位。救护车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家属急得没办法。我们也找街道沟通，找关系。最后，病人在车上进行了简单救治后，又拉回来了。好在第二天病情好些了。

我问她怎么联系的，她说，跟医院说自己是封控小区的。我一听不对劲，封控小区和封控楼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封控小区的医院收，封控楼的未必。

我就跟她解释。她一下急了，说楼里阳性已经转走了，为什么还是封控楼，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医院，为什么医院会不接收？

我建议她再跟医院确认下收不收封控楼患者，要是不收的话，我们帮她问问其他儿童医院。

小姑娘不依不饶，一直说为什么不行啊，发炎了坏死了怎么办，还打了12345（投诉）。

我也有些纳闷，医疗组为什么不紧急处理下。他们说，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就是个皮外伤的问题，不可能因为这种皮外伤的小事去浪费资源。

我跟小姑娘说了之后，她突然“哇”一下哭了起来。

我一下呆掉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医疗组说，要死了，小姑娘都哭了。

后来也巧，有几个病人协调好了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打针，就一并帮她丈夫处理了。

小区老人多，需要配药的也多。大多数配药需求，通过社区医院或者药房基本能搞定。也有一些要去指定医院买。

刚封没两天，我在小区附近兜了一圈，找了几家还开着的药房，要了联系方式。居民需要药，走得动的，我开个单子，让他们自己去买；走不动的，我或者志愿者去给他们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乳腺癌病人，她需要打一种针，为了给她配药，我一个大男人，还去挂了妇科。

医疗组一开始也配不到这种药，后来好不容易联系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我过去后，医生说，这种药必须得住院才能开，只有药房有。我就又跟医疗组联系。

没想到我在为她服务，她还打了12345（投诉），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吧？

后来还是社区医院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医院病房的一个主任，才配到药。

前两天，我还帮人配了止疼药奥施康定，它是属于一级管控的麻醉药，有很多门槛，很难配。

配药过程一波三折：去普陀区中心医院配药的时候，我发现这款药只有门诊能开，但医院当天发现了阳性，门诊停了；我就跑到同济医院，发现只有凭麻醉卡才能买到，想重新办卡，没人帮忙办；最后还是医疗组托各种关系，才开到药。

还有些药，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搞定的。15号早上，我去帮一个90岁的老教授配药。老人失眠严重，经常吃一种安眠类药物，家里只剩三四粒了。

这种药是一级管控的精神药物，我试了好多方法，跟医疗组打听，跟认识的医生打听，街道负责药物的也问了，都不知道哪里能买。老人大概知道找我没多大用，直接通过他的学生，学生再去找学生的学生，最后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配到了，我再去帮忙拿。

“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的感觉”

只要能帮他们解决，我肯定尽力；确实有困难的，他们会直接说，这个做不到也不怪你。这些理解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

但有时候，把我骂得火吊起来了，实在憋不住了，我也会还嘴。

小区现在（到19号）有17个阳性病人，2栋楼被封。我几乎每天跑阳楼。分发物资的时候，普通地方我让志愿者去，所有阳楼都是我自己去。万一他们防护不到位，感染了就麻烦了。

小王准备上阳楼采样。

老实说，你说（完全）不怕那是假的。3月25日三村封小区开始，我就睡办公室里，很少回家，怕万一自己感染了，会影响到老婆孩子。办公室没有洗澡的地方，实在忍不住了，我才回家洗一次。

当时我好久没回家了。第二天我就回去了一趟。

有时盒饭我都不吃，没胃口，已经饿过头了。

13号晚上12点的时候，我跟朋友聊天。他说，你这么晚还不睡，你不是很累吗？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一个轮子不停地转，突然你让它停，说停就停得下来吗？

我现在巴不得变成密接，可以休息一天也好，确实是吃不消了。

之前，有个小姑娘找我，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有一个，隔壁又出现了两个阳，她吓死了，一直问为什么不把阳性的转走。

居民的关心和问候让小王觉得温暖。

（14-19号）这几天，小区里又查出3个异常的，19号终于全部转走了，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王伟峰为化名）

校对：刘威